实践中，基于自身性质，依申请行政行为一般都存在申请行为，而依职权行政行为虽允许相对人提出申请，但申请行为相对要少得多。

[39]陈军：《行政法视野下的自我规制》，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19]《数据安全法》第3条第3款规定：数据安全，是指通过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以及具备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例如，《数据安全法》第10条支持行业组织制定数据安全行为规范和团体标准，指导会员加强数据安全保护。[13]对组织性规制与行为性规制的形式性审查，就是检讨相关制度设计是否遵循对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原则。如有学者通过对宪法文本的分析，认为现行宪法蕴含了七种不同领域的基本风险形态，以及监测—评估—控制反思—协调—学习处置—转移—分散和完善—发展—容忍等四种风险预防义务规范体系。[24]参见陈军：《行政法视野下的自我规制》，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9]组织性规制和行为性规制旨在限制数据处理者的过分营利动机，督促其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监督，合法利用数据，保护数据安全，提高保障数据持续安全的能力，符合适当性原则。适合合作规制的，则选择合作规制。在我国宪法规范中，人权条款是第33条的第3款，而该条又是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1条，其所处的位置及由此所带来的争议即它是一项具体的宪法基本权利，还是宪法基本原则颇值得关注与体味。

[17]基于这种人的天性与本性，即所谓天爵，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被启发和支持。斯托里运用第9修正案所宣布的解释规则拒绝这种观点。（三）当前中国时代背景下的人权条款以一种全景式的视野对当前中国的时代背景进行一个总括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勾勒这个全景也并非无迹可寻。这一思想在经历了对纳粹德国的反思后成为德国波恩基本法的第一条：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障此种尊严为国家所有机关之义务。

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将人权条款视为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处，既兼顾了宪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成长性，又维护了宪法的权威，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宪法之父麦迪逊和大法官斯托里对第9修正案所进行的联邦主义式解读作为通说贯穿了整个19世纪，为各级法院所承袭。

人权条款可以通过作为未列举权利的文本依据保护诸多现有文本中没有涵盖的基本权利。之所以将其置于更为抽象人权条款之前，给人们造成逻辑上不自洽的印象，或许跟汉语的表达习惯有关。就该条款所应处位置的争议而言，大体有三种主张：一种认为应位于宪法序言中，一种认为应位于宪法总纲中，还有一种认为位于当前的第33条最为适当。在斯托里看来，限制联邦权力，而不是扩张联邦权力或是保护特定的权利，是第9修正案的核心要点。

而关于自然法内涵的争论与分歧，在西方早已是聚讼纷纷了。[21]Cameron S. Matheson，The Once and Future Ninth Amendment.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Vol 38（1996），p.189[22]参见李剑鸣：《美国宪法何以成为活着的宪法》，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28]促使对第9修正案的理解和解释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罗斯福总统。第一款的结尾和第二款的开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是汉语的修辞方式之一种（顶真），如果将人权条款放在两者之间，可能会缺乏句子的韵律和美感，阅读时有所不畅，尽管从逻辑上没有问题。

[16]对此，夏勇教授有着深刻而精当的论述：尽管从我国的传统学说和当代理论中很难找到西方式的自然权利，但人之作为人的要求和尊严……，是内在于每个人自身，是人之天性、民之本性，我们的同胞也是人，是正常的人，是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超越概念的名、代之以实对其进行比较是更为恰当的，而这个实就是其内在的理路。

对于反联邦党人坚决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主张，联邦党人认为，宪法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主权独立的各州之间的契约， [24]是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基本规则，而且各州宪法中已经包含了《权利法案》的内容，因此没有必要把它们再写人联邦宪法中。这充分地体现在美国宪法隐私权产生的过程中。

因为，宪法文本对于宪法权利的列举，意味着未列举权利被同时默示否认。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才有对民生、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问题的强调。这就使中国的人权学理意义上有了一种基于本性而先于国家、不可让与和侵犯的性质。我国当前正处于进一步的社会变革之中，在宪法列举的权利文本中无法对某些新兴权利提供规范支持的情况下，人权条款则为其提供了安身之所，并为今后可能产生的其他新兴权利预留了空间。而保障所体现的国家消除阻碍公民行使权利的障碍的积极作为，则是对公民积极权利（freedom to）的肯定。在自然法的旗帜下，有的主张对人的尊严与权利的尊重、有的容忍奴隶制、有的积极主张种族灭绝。

[18]参见前注[17]，夏勇书，第9-10页。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或许有一个宏观的影像。

Griswold案进一步激活了第9修正案，导致了关于第9修正案现代观点的产生， [31]该修正案的意义自此发生了巨变，个人享有的宪法未列举权利由此而产生。因此，从功能比较的角度，中国有着以自己的语言表述而功能上与西方自然法相似的自然法，相应地也就有了自然权利。

宪法未列举权利受到宪法保障的主要原因正是基于近代人权的基本原理，即是人之所以为人，理所应当享有的权利的自然权利思想。宪法之父麦迪逊被认为是制宪会议的伟大调和者，他促成持不同政见的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达成政治共识。

[36]参见[美]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案件最后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明显优势认定康州法律侵犯了婚姻中的隐私权，并推翻原判决。前已述及，在结构主义视野中，人权条款承载了使人之为人、维护人性尊严的功用，适于作为宪法原则承担引领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以间接规范的方式为新型宪法权利的推定和未列举权利保护提供了规范依据与基础。他在1936年第二次当选之后提出了法院改组计划(Court Packing Plan)。

[16]参见李步云：《宪法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6期。但是，当他发现主张有权利法案的多数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如若不制定权利法案，宪法就可能无法被批准之时， [25]他就坚决地向反联邦党人做出了让步，明确地表明要保护一些不受联邦政府掌控的基本权利。

可以说，美国宪法是一部以协调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核心的根本法，美国宪政的演进史也可以视为一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在宪法框架中重新界定和争取权利的记录。[12]就中国有没有自然法这一问题，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因此，人权条款在我国宪法规范中应做怎样的定位、它是作为宪法权利规范还是宪法权利原则而存在、其中能否涵盖宪法未列举权利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与研究。[35]参见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联邦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赞成强化‘联邦或者总体权威，优先考量联邦的整体利益。[21]自此，该权利在伴影理论的润泽下，在宪法文本的支持下破茧而出，成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肯认和尊重的宪法权利。[22]由此可见，自然权利理念贯穿宪法文本始终，成为美国宪法权利的不竭源泉。该修正案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开端即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下称为人权条款），这体现了我国宪法接受了世界法治发展的趋势，将人权以明示、总括性保护的方式纳入到宪法规范之中。

[8]（二）中国法文化背景下的人权条款前已述及，人权二字本不是我国自己出产的原装产品，它已经有了深深的西方自然法的烙印，因此也具有了浓重的西方法文化色彩。[6]由此，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国人权条款中的人权二字是一种类似前述学者所说的先国家权利还是一种基于宪法规定而产生的规范权利，抑或兼具两种含义？人权是与该条款所属章所规定的诸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表达自由等其他具体的宪法权利同等位阶的具体宪法权利，还是统领这些具体宪法权利的原则，抑或兼具两种功能？我国宪法第33条的前两款分别谈的是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及其主体的平等权。

由此，《权利法案》得以制定乃至通过，作为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的第9修正案得以产生。人权条款之前的一款是具体的宪法权利平等权，而本章第34条以下各条也都是具体的宪法权利与义务。

权利法案不仅不必要，而且是危险的。[36]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不断变迁的真实世界而非规范天国里，法律必需对真实世界的变迁有所回应，因此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其中当然包括要适应随社会发展而生的权利诉求。